2013年8月15日-17日,2013中国医院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中国医院论坛是中国医院协会主办的权威性、高层次的医院管理行业盛会。其宗旨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医院改革发展"。论坛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下,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管理者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院管理、行业发展等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著名时政评论员、主持人,获得中国金话筒奖,中国播音与主持大赛特等奖,最佳时事节目主持人奖,和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7年起受邀担任卫计委(原卫生部)健康知识宣传员,积极呼吁社会尊重医生、重视医生,并倡议建立“医生日”。 新华健康消息(耿健)8月16日,在2013中国医院论坛主会场,著名媒体人白岩松做了主题为“从媒体角度看医疗服务的社会价值”的演讲,引发会场共鸣,以下为精彩摘要。 白岩松语录: ——“当全社会都形成对医院医生的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潜在的每一个未来有可能的患者。所以这一点如果不能清晰看到的话,我们既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凶手,也有可能而且必然会成为未来新的受害者。” 面对极端的医患冲突 我们都有可能是帮凶 >>> ——“当医生要练武术的时候,当医生每一个诊台上面都要装一个监视器的时候,当医生看到有年轻人或者拎着什么东西在楼道里快速跑时都要躲到一边时,医生这个巨大的群体原本是照料别人或者抚慰社会的,谁又来抚慰他们?” ——“二十年前只要中国的两辆汽车一撞,两个司机下来就打,打输打赢决定了谁来赔偿。但现在你见到两个车一撞的,下来打的还有几个。甚至有的场面还很温馨,大家把保险号一抄拜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强制第三者险,让人们不再用打仗来决定谁得利益多,谁得利益少,于是中国人在撞车之后的文明程度几乎和世界接轨了,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的道德突然高尚了,是制度带来的。” 医患纠纷不能完全归罪道德 完善的制度才能带来安全感 >>> ——“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的一个核心部门之一,一个相当重要,甚至排在第一位的职能不是在百姓有病以后去治病,而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大家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病之后迅速被治愈不至于转成慢病,这才是作为我们13亿大国卫生部门的核心第一使命,这将为这个社会节约多少资源,而且卸去很多原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治未病”应是卫生部门的核心使命 >>> 白岩松:从媒体角度看医疗服务的社会价值 详细阅读 ·社会医疗承载文明传承的重任·纠纷不能完全归罪道德完善制度才能带来安全感·面对极端的医患冲突 我们都有可能是帮凶·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 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无辜的·建议设立“医生节” 加强医生的自重与约束·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合作·“治未病”应是卫生部门的核心使命·支持医疗 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状态应同等重视·花絮:吐槽卫生部更名 社会医疗承载文明传承的重任 医疗和教育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我们今天开会的重点是为医疗事业的前行和困惑去鼓舞与呼吁,让医疗可以更加轻装在中国前进,可以更加满足大家对医疗的期待。 中国的古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人的一生,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每个环节都和医生有关。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与医生、医院紧密相关的程度越大,那么这个社会的现代程度越高。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位同行,他在中国的大西北不断拍照片,拍的就是大西北有很多的母亲是如何当母亲的过程。结果你会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在贫困地区的母亲,生下自己孩子的时候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我们也有太多的老人,当他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离开医院回到自己的家里,不是为了一种安静安宁,而是交不起费用。小病扛着,中病吃点药,大病重新扛着,这是现在很多贫困地区农村医疗的一个基本现状。 因此千百年的脚步看下来,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无法传承下来的。而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没有医生们辛苦的努力,我们人均期待寿命又是如何从30到40、到50、到60,一直到现在70,我们的目标直奔80而去,而世界上已经有相当多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在这种文明不断演进的背后是医生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医学的进步。 面对极端的医患冲突 我们都有可能是帮凶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大概是前年还是去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一所大学附属医院再次发生了患者杀死医生的事件,但是当这个事件发生完了以后,我发现在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声音是幸灾乐祸、兴高采烈,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我们都有可能是凶手”。因为当你已经不太可能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时,我们难道不都是帮凶吗?当全社会都形成对医院医生的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潜在的每一个未来有可能的患者。所以这一点如果不能清晰看到的话,我们既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凶手,也有可能而且必然会成为未来新的受害者。 建议设立“医生节” 加强医生的自重与约束 如何去建立一个彼此信任、信赖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躲不开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年作为政协委员我有一份提案,关注的内容就是希望国家还是能破一个例,去设立一个“医生日”,的确从教师节之后国务院就下发通知,以后原则上不再设立针对某个职业的节和日,但问题是社会不断前行,挑战变得越发大的情况下,在有教师节的前提下,有必要设立“医生节”,形成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同时不仅仅是设立一个节就形成对你们这个职业的尊重,同时也因为这个节形成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自重和一种约束,那就成为这个社会巨大利益收获。 目前,我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是加德的,医德和师德,我们的医疗服务还具有信心价值和安全价值,当然安全价值大家都明白,生老病死一切都掌握在大家的手里,但信心价值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职业的背后加德,因为老师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而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如果不能有“德”字作为一个重要支撑的话,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治未病”应是卫生部门的核心使命 今天我重点要讲的是三个价值,第一个是长期常识价值,第二个是社会抚慰价值,第三个是社会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可能讲得比较少,尤其是后两点我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和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越发深的感受。 作为前卫生部聘的一个健康宣传员,我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去做。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当要为我发这个健康宣传员的聘书时,我和当时的陈竺部长一起走向会议室,我就和陈竺部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说陈部长,中国的古人一直说“大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治还没有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大家现在一提到卫生部就想到我有病到你这儿治病,如果治不好我就为你试问,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的一个核心部门之一,一个相当重要,甚至排在第一位的职能不是在百姓有病以后去治病,而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大家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病之后迅速被治愈不至于转成慢病,这才是作为我们13亿大国卫生部门的核心第一使命,这将为这个社会节约多少资源,而且卸去很多你原本不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和普及其实是每个医生和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事情。 以我自己的体会,前年我觉得血压有点高,不断在晕,去检查果真血压到了一个临界点,要吃药了,我说你这样,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了?是的。我说我知道在生活健康方式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我去实施行为干扰。我开始走路,到今年发展成跑步,结果无论是去年的体检还是今年的体检,我的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血脂等等很多方面的指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器质性病变,而且临界点从高点向中点发展,脂肪肝从中度现在到了轻度。 我们相当多的亚健康的状态,正在向器质性病变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指标和问题是通过行为干扰可以出现逆转的。很多指标是可逆的,而在这个可逆的过程中如何传播相关常识就至关重要了。比如管住嘴、迈开腿,有的时候我会和医生紧密合作,为什么要管住嘴?现在的中国人经历了三十多年前很多的疾病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现在相当多中国人尤其是慢性病是由于营养过剩造成的,你有多久没饿过了?当你已经很久不饿的时候,说明你上一顿饭吃的过了。 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开玩笑说,给你一个指标,吃这顿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饿了,说明你上一顿饭吃的合适,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营养,我们胃感受的速度比我们的嘴感受得慢,因此嘴饱的时候胃已经120%了。 社会的行为不能参与其中进行干扰,而你不能作为更多的投入者传递更多的常识的话,你只能默认这种现状给你反过来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同时作为我们的主管部门,如何动员国家的力量去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大医治未病、常识的普及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上,有病我们要把它治好,当然很有成就感,但如果让更多的中国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疾病快速被治好转成慢病,各位功德无量。希望大家能够投身其中,这不是你们能做就能做好的,我们很多评估的东西需要改变。 现在我走到哪儿都说,现在医生做一篇艰涩的论文会和你的职称相关,但你写一篇和老百姓相关的科普文章对你的职称不会有任何的提升,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因此在我看来做好科普有的时候比做好一个科研论文更难,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人才变得少之又少。所以,我永远对那些付出很多努力进行科普的,比如说洪昭光,比如武警总医院王立翔,还有很多没有念到的名字,但我熟悉,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的名字,要衷心感谢他们。因此我们很多评价体系也应该发生相关的改变,这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多的医生可能是离开诊室三个小时,会减少未来每天30分钟的门诊量,因为让更多人不得病、晚得病。 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状态应同等重视 第二个我要谈社会抚慰价值。长期以来整个医疗事业重视生理、轻视心理。而且是双向的,为什么是双向的?比如说有很多患者的疾病,他过来看的疾病只是表象的问题,而在他的内心还藏着更深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帮他治好标,但本的因素一直在,却无法实施很好的行为干扰,那么你只能付出一次又一次的无用功。 在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明确信仰的医疗国度里,医疗体系本就在人的生老病死过程中扮演着相当大的精神抚慰作用,这一点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几乎很少谈到和忽略,只是有相当多的医生用下意识和内心的温度做到这一点,但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去系统梳理它。人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就会诞生出某种宗教情结和期待。宗教最初的诞生恐怕相当大的原因和人无法面对死亡以及对死亡拥有巨大的恐惧紧密相关,那么当每一个患者,甚至隔一年去做体检的时候,患者都会有巨大的心理问题,不能叫患者,应该叫健康人去做体检的时候,哪怕医生不注意的一句话,都会让这个人紧张很久,直到结果出来没问题,这身汗才能落下去。 人家说有三句话会把大家从没病变小病,小病变中病,中病直接吓死。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话是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第三句话是还真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样的三句话尤其是一开始,你怎么才来呢,马上一个坚强的人立即就变得脆弱而且变得恐惧了,把我们变成一个个体的时候,你也清楚在生老病死的环节中我们都会有恐惧。难怪有领导人问季羡林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个先消失?季老很客气,但又坚持他的看法,他说“只要人不能掌握死亡,恐怕还是主义先消亡,但是可能早一天。”还是很给面子。这后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谁在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没有某种精神和宗教的需求呢。因此我们谈到西方某个医院医生清楚的知道是晚期,治疗对谁效果都不好,这时候医生开出的药方经常给他请一个牧师,实施最后一步治疗--实施心理抚慰和干预。 医患纠纷不能完全归罪道德 完善的制度才能带来安全感 接下来还有一个反向,要用什么来抚慰医生的内心呢?当医生要练武术的时候,当医生每一个诊台上面都要装一个监视器的时候,当医生看到有年轻人或者拎着什么东西在楼道里快速跑时都要躲到一边时,医生这个巨大的群体原本是照料别人或者抚慰社会的,谁又来抚慰他们? 十多年前我们就关注器官移植,关注由有偿献血转成无偿献血。不得不承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器官移植来自于死刑犯,接下来会可能发生重大的变革,黄部长会把这方面的内容给大家进行解读。你以为医生愿意吗?连武警战士恐怕都不愿意吧,很多的责备就回到了医生的身上。医生能承受这样的东西吗? 我认为任何在道德层面讨论道德的事情都不靠谱。有很多人说中国此时的人们内心道德是滑坡的,很糟糕的。不,我认为人性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人性不会比一百年前中国人人性差多少,也不会比一百年后的中国人人性好多少,问题在哪儿?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很好,以及很不好的诸种东西,看环境激活了什么。如果周围的环境激活是向善的东西,可能这个社会更多是正能量,形成自我约束,每个人展现出更多是道德感的东西。但如果周围环境以及相关约束东西不够,激活的是每个人内心原本存在的糟糕的东西,那么乱向丛生。 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不存在很多的问题,我很清楚我也有很多的问题,但由于教育、周围的环境,以及法律等等的约束了相当中间的大部分,因此我从不敢自称是一个好人,只是我约束了自己相当多的恶而已,我认为你也一样,他也同样如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如此,美国人也同样如此。但我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周围这种环境激活了每个人内心中的恶,而不是谴责每个人的恶,但周围的环境以及很多的制度漏洞激活了这种东西,回到中国的医疗界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说老人跌到了,没有人扶起来,中国人真糟糕,是吗?如果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已经覆盖到每一个老人,你看看老人跌到了以后,人们扶他的时候老人会不会讹他,一定不会。中国有很多你看案例,跌到的老人一生善良,但为什么那一瞬间,有人扶他的时候,他说是你把我弄倒的,你要赔我。因为中国的老人最怕给自己的子女添麻烦,他几乎把子女当宗教,当自己一跌到要骨折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要做手术,要给子女添麻烦,这时候他脑子乱了,任何一只伸向他的手都被他当成混乱时刻的救命稻草。但如果我们的医疗养老保险覆盖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老人就不会想到给子女添麻烦了,他有医疗保险啊,更多的人就愿意去扶他。 更多人讲你说的不一定对,我再说一个对的,二十年前只要中国的两辆汽车一撞,两个司机下来就打,打输打赢决定了谁来赔偿。但现在你见到两个车一撞的,下来打的还有几个。甚至有的场面还很温馨,大家把保险号一抄拜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强制第三者险,让人们不再用打仗来决定谁得利益多,谁得利益少,于是中国人在撞车之后的文明程度几乎和世界接轨了,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的道德突然高尚了,是制度带来的。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 “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无辜的” 所以,这需要形成社会巨大的沟通和理解,只有形成社会巨大的沟通和理解,并且形成社会向前推动力,才会使医生的内心得到抚慰。现在相当多情况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最初患者到同仁医院,当时我做了一期节目,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主任给我发短信,他给我们讲去长沙开会,几个医生一谈起现在医生的处境说不下去,眼泪就下来了,如果一个社会掌管着所有人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巨大的伤害躲避的时候,受害者还是我们。 我到那里都说这样一句话,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正确。当真正的医生没有压力,没有周围的医患关系压力,没有其他的因素的时候,他会对每个患者都负责任,负责任中相当大的情况是有50%可能,有50%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会愿意冒险试一试那50%有没有变成可能。但在现在糟糕的医患关系的情况下,能冒险的医生也不冒险了,患者不清楚,但倒霉的是他自己,原本有50%的希望,但也变成了泡影,谁是倒霉者。 我想每一个医生都最清楚这样的问题,而又有哪个医生把这些事情说明白,看似表达了我们的愤怒,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在骂医生,当你到了40、50岁和医生打交道的时候,当你作为一个患者的时候,你就成为你当初骂时留下的非获益者,起码是一个非获益者。 反过来说另一个社会的抚慰系统,对患者的抚慰系统,我们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去报道很多优秀医生的时候,发现相当多的医生除了艺术精湛之外,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医生,还在于他发自内心的那种准则,对患者的抚慰,使患者如沐春风。比如我们知道的一位老医生一直作为医生的楷模,在他一生行医中,任何时候的听诊器他都先在自己身上焐热了,然后再放到患者的肚子上,因为他不让患者感受到这个铁家伙的凉,就这一个小动作就会让我在当时看《感动中国》这个老医生片子的时候热泪盈眶,这就是一种抚慰功能。 想要抚慰医生的内心就必须通过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使医生的内心真正的得到安全感,让他不必在制度的督促下去做被千夫所指的恶人,或者不被喜欢的人。您觉得一个医生愿意动手术、做麻醉师只挣几元钱,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法去帮助医院和帮助自己多挣一些钱。如果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麻醉师本身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中高端阶层的人该享受的利益和收入的话,他一定清正廉洁,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愿意清正廉洁,因为他拥有安全感。当他要突破清正廉洁的界限的时候,一定是要跟生存进行一番思考,那么是我们的现实中的很多问题逼迫原本想清正廉洁,只靠自己的技术吃饭的人,也不得不去面临社会的所谓千夫所指。所以,我认为每一个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无辜的。 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合作 我特别希望将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快速成长,医疗绝不是医疗系统自己就要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的问题,需要和社会合作。你们和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今年和明年会重点提这个问题,如何让社会志愿者嵌入到更多的服务系统中,扮演社会润滑剂和服务者的角色。因为我还兼任一个角色是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我明年作为政协委员可能有一个提案是与此有关的。这同样是一种社会抚慰的功能。 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我觉得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结点看医学,医学要面对很多亘古不变的问题--生老病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有很多新问题带来新的挑战,同样这个庞大的医疗系统去面对。比如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很多是新的课题,就像日本福岛的地震,我称之为复合式灾难,过去没有过。过去地震有过,唐山大地震、智利大地震;海啸有过,印尼的海啸。核泄露有过,切尔诺贝利。但一场灾难把地震、海啸、核泄露全部捆绑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由于复合式灾难。这又给医学提出了挑战,你如何迎接这种挑战。 二是老龄化的进程,2013年年底,中国超过60岁的老人将正式超过两亿,从人口比例来说,中国依然不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因为在我们将近14亿的人口当中,今年年底变成2亿,那也就是说七分之一,大家算一下百分之十几的老龄化率,我们依然还算是一个青壮年的国家。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从一亿到2亿非常漫长,但是从2亿到3亿要明显提速,这个挑战就是巨大的。我们现在的残障人士超过8000万,但除了自然灾害、先天遗传等诸种因素导致的残障之外,随着中国老龄化的进程越来越带来我们的老年人到一定岁数以后由一个健全人进入到残障群体中,需要轮椅了,耳朵听不见了,视力下降等等。我们的康复怎么办?我们的医疗资源够吗?我们现在全社会老年人的福利院的床只有300多万,和需要相比较1/50都不到,将来谁负责给我们养老。而对于这个庞大的人群快速出现在中国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医疗又要如何面对?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的问题也急剧爆发,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希望将来的中国人都能喝到洁净的水,安全的食品,呼吸新鲜的空气。”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三点的背后也都是医疗的挑战,社会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医疗,它的不仅仅是守在诊室里有人得病来治疗,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综合问题。改革是一个层面,理解是另一个层面,全社会如何营造的一种氛围,让医疗在挑战更加明显的社会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他们原本就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全社会都要思考的问题。 支持医疗 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 我今天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不觉得我有资格来这里和这么多医疗界的人士进行沟通。但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大会的组织者的这样一些想法,我也期待着在以后的医疗会议中有越来越多社会综合的各个方面的人士,来和医疗进行很好的沟通、理解、对话,最后形成全社会对医疗的一种支持,因为,最后一句话,是我内心的感慨,支援和支持医疗,难道不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吗?我想我们都会是支持、支援医疗的最终受益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拜托各位,谢谢各位! 花絮:吐槽卫生部更名 我希望再过一些年以后还会恢复到卫生部这个名字上,因为我相信计划生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一定不会是一个永久的国策,因为它要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劳动率和老龄化各种因素形成动态调整。在圈外有些话还可以更好的说,我相信很多年以后还会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卫生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部门的名字和全世界都没法接轨,我不知道我如何再开展工作,将来会接轨。但是现在也是对的,将来改回卫生部也会是对的。
最近,医院联系电信部门,开通了wi-fi网络,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可以接受咨询,更及时的提供咨询服务。
瓷器村的故事--医患矛盾的真相(2012-03-25 23:24:56)瓷器村有一家饭店,每顿饭只收1分钱的饭费。我在这家饭店工作多年,目睹了许多离奇的故事,今天要讲给你听。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一)公益食堂 这家饭店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生产队的食堂,主要靠生产队拨款维持运转。村民们每顿饭只要交1分钱的饭费就可以随便吃。当然饭菜也很简单,就是萝卜白菜馒头。 生产队领导曾经教导我们:“食堂是公益机构,要体现公益性。食堂职工要履行‘救饥扶饿’的神圣职责。”我们一直把这些教诲铭记在心。有的村民连1分钱的饭费都交不起,我们就让他进来白吃;食堂门口经常有乞讨者,我们就从后厨给他们拿饭吃。反正这些都会由生产队给买单。就这样,我们食堂的口碑一直很好。由于我们工作时都穿着白大褂,甚至有人称我们为“白衣天使”。 到了八十年代,食堂归村委会管理。虽然每顿饭的成本已经涨到了5角,但村委会给食堂足额补贴,所以村民们一直享受着“1分钱吃饱”的优惠价,食堂职工也一直在履行着“救饥扶饿”的神圣职责。 (二)聪明绝顶的村长 九十年代初,村长说,村委会的平房太寒酸了,要盖一座办公大楼。村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负责基建的村长小舅子和负责后勤的村长表弟更是热烈欢呼。村委会的分支机构很多,有犁地部、播种部、浇水部、收割部、打场部、拾荒部、养猪部、喂猪部、杀猪部、卖猪部……等等,按照每人4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计算,至少要盖80层大楼。可是钱从哪里来呢? 村里开会研究了三天三夜,最后,聪明绝顶的村长想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办法:把食堂改名为“瓷器饭店”,也就是“市场化”;村委会只给食堂拨款40%,让食堂自筹60%。所谓“自筹”,就是让食堂向吃饭的村民收钱。这样,就可以减轻村里的财政负担,省出盖大楼的钱。 村委会的会计算了算帐,说道:“现在每顿饭的平均成本是3元,村里补贴1.2元,食堂只要把饭费从1分涨到1.8元就可以了。我散会之后就去安排。” 村长瞪了会计一眼,喝斥道:“你脑子有毛病吗?现在村民们本来就对物价敏感,村委会要是宣布把饭费涨到原来的180倍,村民们还不把村委会砸了?” 会计说:“那咋办?不涨饭费,食堂靠啥自筹资金?” 村长笑了笑,说道:“我自有办法!” (三)以餐具养食堂 第二天,瓷器村村委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以餐具养食堂》的红头文件。文件规定,为解决公立食堂经费不足的问题,现允许食堂向顾客收取“餐具费”。餐具费的收入,将用于弥补饭费收入的不足。 从此以后,村民们到食堂吃饭,除了支付1分钱的饭费以外,还要支付1至5元的“餐具费”。“1分钱吃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村民们纷纷议论:“村委会控制了饭费的上涨,真是亲民爱民!食堂加收了餐具费,真是贪得无厌!” 九十年代,瓷器村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是大好,不是小好。村委会陆续购买了18辆奔驰、18辆广本、18辆帕萨特,村长包养了两个小媳妇,还把儿子送到河对岸的阿麦瑞克村上学。其他村子受了灾,村委会慷慨捐款。村干部的工资,也一次又一次地上涨。 当然,村民们不知道,村委会对食堂的拨款比例却是逐年减少的。到了1998年,拨款比例下降到了10%。这10%的拨款,还经常无法按时到位,有时还会被村委会赖帐不给。这时的“瓷器饭店”,虽然对外还宣称是“公立食堂”,但实际上已经跟自负盈亏的私营饭店相差无几了。 这期间,村委会也觉得1分钱的饭费实在是低得可笑,于是也给上调了几次。1998年,饭费调到了2元。但是,这时的饭菜档次也提高了很多,物价也涨了很多,每顿饭的成本已经涨到了5元至20元,饭费加上餐具费收入仍然不足以收回成本。食堂没办法,只好采购了一些中高档餐具,以便提高“餐具费”收入,用于弥补饭菜的亏损。此外,食堂还引进了南非鲍、澳洲龙虾、神户牛肉等高档菜,这些菜可以在2元饭费之外单独定价,卖到上百元,既可以满足高端顾客的需求,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四)四个难题 2000年,村委会的会计奉命对食堂进行调查,发现了几个问题,汇报给了村长。 第一个问题:随着物价的上涨和食谱的更新,每顿饭的成本已经涨到了10至30元。但是,按村委会的定价,饭费仍然只能收2元钱。即使加上餐具费和少量高档菜的收入,食堂仍然是亏损的。照这样下去,食堂就会倒闭。如果食堂倒闭了,村民们没处吃饭,就会来找村委会算帐。如何避免食堂倒闭? 第二个问题:随着村民的餐饮需求的增长,食堂的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食堂的职工编制没有增加。因此,食堂现有职工不得不长期、常态超负荷工作。他们每天凌晨3点就要上班,晚上23点才能下班。遇到吃夜宵吃到后半夜的顾客,他们只能强打精神,加班奉陪。增加了的这部分工作量,不是靠增加人员来完成的,而是靠现有职工无偿加班、放弃节假日、牺牲个人.权益来完成的。食堂职工对此有意见,如何平息? 第三个问题:在这二十多年中,餐饮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餐饮已经变成了一门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一个人要想当厨师、服务员,先要以高分考入大学,读5年本科,其中大部分人又读了3年硕士,厨师长、厨师、领班等职位甚至只录用博士。新职工在正式工作前,要经过漫长、艰苦、低薪的见习期和轮转期,从摘菜、刷碗、拖地、端盘子做起。正式步入工作岗位后,终生都要进修、学习、钻研,紧追餐饮行业前沿,才能胜任工作、保住饭碗。顾客对饭菜的口味、色泽、形态、火候、营养、卫生、充饥能力、刀工精度、数量精度等方面以及配套服务的要求非常高,食堂职工必须遵循复杂而严格的技术标准,精工细作,精心服务;一旦出现疏漏,就可能被告上法庭、定罪判刑。因此,食堂职工的工作难度、工作量、心理压力和从业风险都比较大。食堂职工的付出显着超过了其他大部分职业,但是,食堂职工的工资标准却并不高。食堂职工对此有意见,如何平息? 第四个问题:村民们缴纳了沉重的税赋,却不能享受“1分钱吃饱”的福利待遇,每顿饭除了要花2元饭费以外,还要花几元、几十元的餐具费。如果想吃鲍鱼、龙虾,还要花成百上千元。因此村民们纷纷抱怨“吃饭贵”。食堂的职工、灶位、桌位、餐具等资源都比较紧张。在高峰时段,前来吃饭的村民甚至会找不到桌位,上菜速度也会变慢。因此村民们纷纷抱怨“吃饭难”。如果村民们发现“吃饭贵”和“吃饭难”是由村委会缩减食堂拨款引起的,就会责怪村委会。如何避免村民们发现? 村长听完这四个问题,一言不发,只顾眯着眼睛抽烟。会计不敢多嘴,也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村长。等到一袋烟抽完了,村长才转过头来,问会计:“你说,食堂的职工是人还是神?”会计弄不清村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当……当然是人,不是神。怎么啦?”村长点了点头,说道:“这就好!只要他们是人,不是神,就好办了。” 村长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好办法! (五)一箭四雕 第二天下午,被村长派去食堂查账的会计兴冲冲地跑回来,向村长报告:“查到了!我查到了!” 村长说:“别着急,坐下慢慢说。” 会计坐下,喘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仔细审查了食堂的餐具帐目,终于发现,他们在采购鲍鱼的时候收取了供应商的1000元回扣。其中500元用于购买消毒柜,100元用于维修灶具,100元用于更换灯泡、水龙头;给几名干部和厨师长每人发了30元的奖金;最后给厨师和服务员补发了上月拖欠的工资,每人5至 10元不等。” 听完汇报,村长狡黠地笑了:“好啊!我就知道,他们是人,不是神!” 会计不明白,就问村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村长说:“他们不是神仙,所以他们不可能凭空变出米面肉菜、水电煤气、桌椅碗筷。如果没有拨款,他们就只能靠歪门邪道来维持食堂运转。他们不是神仙,所以他们忍不住疾苦清贫、高付出、低回报,他们会自己设法用歪门邪道来弥补收入。” 会计讪讪地问:“那,咱们村里是不是要严查一下,刹刹他们的歪门邪道?” 村长斩钉截铁地说道:“不!我就是要让他们搞歪门邪道!” 会计纳闷了,问村长:“为什么?” 村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亏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还是不开窍啊?你昨天说的四个问题,第一是食堂入不敷出,第二是职工又苦又累,第三是职工收入微薄,第四是村民吃饭贵、吃饭难。你说,这四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会计不假思索地答道:“这个我知道!食堂入不敷出是因为村里给食堂的拨款少,又不允许食堂涨价;食堂职工又苦又累是因为村里给食堂的编制太少,食堂又没钱雇临时工;食堂职工收入微薄是因为村里给食堂定的工资标准太低;村民吃饭贵,是因为村里给食堂拨款少,食堂只能向村民收钱,村民跟以前的‘1分钱吃饱’比较,觉得现在吃饭贵;村民吃饭难,是因为村里给食堂的拨款和编制少,食堂建设和人员不足。” 村长说:“不错,你这个会计还算没白当。那你说,这四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谁的责任?” 会计张口刚想说,又给咽回去了。 村长厉声问道:“你说,是谁的责任?” 会计诚惶诚恐地看着村长,结结巴巴地答道:“是、是、是村委会的责任……” 村长冷笑了两声,干笑了两声,又大笑了两声,最后和颜悦色地对会计说:“你答对了。但是,我要让全村人都相信,这是食堂职工的责任!” 会计纳闷地问:“怎么让他们相信呢?” 村长说:“就是要让食堂搞歪门邪道!村委会表面上要打击回扣,但实际上要纵容甚至鼓励食堂从供应商手里拿回扣!” 村长接着讲道:“回扣可是个好东西。第一,回扣给食堂提供了资金来源,弥补了饭费价格过低和拨款不足造成的亏损,维持了食堂运转,掩盖了村里拨款不足的事实。第二,回扣可以用来给职工发工资奖金,安抚职工队伍,让他们忘记辛苦劳累,甘心做牛做马,卖命加班劳动。第三,按照村民们的一般观念,“回扣”肯定是非正义的。村民们一听说食堂收了回扣,肯定会非常痛恨食堂,于是就把眼光全都盯在食堂职工身上,向他们发泄怨恨,就不会找咱们村委会的麻烦了;同时,村委会隔三差五地假装打击一下回扣,还会赢得村民的拥护和爱戴。这样,你昨天所说的四个问题就全都解决了,村委会还不用花一分钱!” 会计的嘴巴张得老大,半天才回过神来,赞叹道:“村长,您真是太高明了!这是一箭四雕啊!” (六)发动村民斗食堂 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瓷器村办公大楼的第44层,4444房间,正在召开“瓷器村宣传工作动员大会”。会议由村长亲自主持,广播站站长、板报组组长、标语队队长、治保会主任等人参加了会议。 村长指示,在今后针对食堂的宣传报道中,要掌握几个“混淆”。 第一,要混淆“被动避害”和“主动趋利”。食堂如果没有供应商回扣、高档餐具的餐具费、高档饭菜的饭费等收入,只靠拨款和2元饭费,根本不可能维持运转。食堂的厨师、服务员如果不向顾客推荐高档餐具和高档饭菜,就拿不到工资,久之则被辞退。食堂不可能坐等倒闭,职工不可能坐等辞退,因此他们主要是在执行政策、被动避害、维持生计。但必须通过宣传教育,让村民们认为他们是在主动趋利、利用专业技术进行敛财致富,以激发村民们对他们的仇恨。 第二,要混淆“合理收入”和“暴利收入”。从行业的技术含量、难度、风险、工作量、付出代价等方面来衡量,食堂职工的合理收入水平应在1000元左右,但现在大多数职工即使加上回扣工资也只能拿到600元。必须通过宣传教育,抹杀这个行业的特殊性,用低学历、低技术、低难度、低风险、低劳动强度的职业的低微收入水平与之做比较,充分利用村民们“患不均”的心理,让村民们认为食堂职工拿600元就是暴利,以激发村民们对食堂职工的仇恨。 第三,要混淆“府败领导”和“普通职工”。在食堂里,确实有些领导,依靠回扣拿到了每月数千元的暴利收入,但这部分人的比例在1%以下。实际上,99%的普通职工拿着偏低的工资,却在加班加点、受苦受累、牺牲奉献。必须通过宣传教育,让村民们认为,所有食堂职工都依靠回扣拿到了暴利收入,都富得流油,都有八套房、十辆车、一百个小老婆,以激发村民们对他们的仇恨。 第四,要混淆“正当的高价账单”和“不正当的高价账单”。有些高档饭菜本来就应该是高价,但在宣传报道时,必须淡化饭菜本身的档次和价值,而要强调账单上的高额数字,让村民们认为食堂在宰人,以激发村民们对食堂的仇恨。 村长最后总结道:“食堂职工都是普通人,必然会带有普通人的各种缺点。你们要细心挖掘,将小事扩大化,将个案普遍化,将鸡毛蒜皮上纲上线,让村民们认为食堂职工都是十恶不赦的大贪屋犯、大杀人犯、大渎职犯。顾客与食堂发生纠纷时,你们要大篇幅报道顾客的声音,尤其要用浓墨重彩渲染顾客多么悲惨、痛苦、无助,同时,要少报道或者不报道食堂的声音,不给食堂任何辩解的机会。要抢在事实查清之前,先行认定食堂职工一定有罪,先行认定顾客一定有冤。要通过“一言堂” 式的报道,把食堂彻底批倒、斗臭。等到食堂的负面形象树立起来之后,他们的正当做法也会被怀疑为营私牟利,他们的好心好意也会被怀疑为驴肝肺,村民们将再也听不进他们的澄清辩解,他们一张嘴就会被村民们视为狡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加班加点、吃苦受累、牺牲奉献更是会被完全忽略。村民们会认为,“吃饭贵” “吃饭难”是食堂职工造成的!” 从此以后,揭批食堂和食堂职工的新闻报道就没有停歇过,每隔一两年还会掀起一次高潮。 (七)两千元的馒头 2008年的某一天,村民张三到食堂吃馒头,咬了一口,就抱怨道:“一点味都没有!来个水煮鱼!”服务员端上水煮鱼,张三吃了一口,又说道:“太辣了,没法吃!拿菜谱来!”服务员拿来菜谱,张三点了一只1200元的龙虾和一瓶 1000元的茅台。酒足饭饱之后,张三叫服务员结帐。服务员拿来账单,一共是2235元。张三跳了起来:“什么?这么贵?你们想钱想疯了?” 第二天,瓷器村村头的黑板报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写道:“吃个馒头竟花2200元”。正文里说:“村民张某,来到食堂,仅仅是想吃个馒头。最后结帐的时候,他却要面对2200多元的天价账单!当张某质询食堂收费的时候,食堂经理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收费合理,计费无误!”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村民们都气愤无比,异口同声地指责食堂黑心宰人。 (八)吃饭饿死 2009年的一天,村民李四在食堂里吃饭,吃着吃着,忽然想起了前几天跟邻居因宅基地打架的事。他越想越气,竟然气得心脏病发作,倒地身亡。李四的老婆孩子、三姑六舅、街坊邻居听说李四死在了食堂,赶忙扛着锄头锹镐,跑到食堂,让食堂赔钱。他们说:“在你们食堂吃饭时死了,所以就是被你们给活活饿死的!是你们没有尽到救饥扶饿的义务!” 瓷器村板报组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访了李四的家属,连夜赶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板报文章。文章说:“李某,一个身板硬朗的汉子,谈笑风生地走着进了食堂,一个小时后,却身躯冰冷地蒙着白被单,被抬了出来。他只是想来吃一碗白米饭,他的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他。他的儿子明天就要满6周岁了,李某早就答应儿子,要在家里陪他过6周岁生日,要送给他一本漫画书作礼物。然而,谁能想到,仅仅一顿饭的功夫,父亲与儿子,阴阳两隔。刚买来的漫画书还在李某的衣兜里,还带着他的体温,但他再也不能亲手送给儿子了。他还有个12岁的女儿,正在上小学。李某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死后,谁来负担女儿的学费?恐怕女儿只能辍学,去城里打工,用她那双稚嫩的小手去赚钱养家……”最后,文章义正词严地说道:“食堂,本来是救饥扶饿的神圣殿堂,现在却变成了要命的鬼门关,把顾客活活饿死。厨师的道德何在?服务员的良心何在?呜呼哀哉!呀买代!” 板报发表几个小时后,黑板周围的墙面上就写满了村民们义愤填膺的跟帖。村民们说:“把厨师捆起来,也让他活活饿死!”“把服务员千刀万剐,以告慰冤死的顾客!”“所谓食堂,就是榨干你的钱再把你活活饿死的地方!” (九)天价芦笋 2010 年初,村广播站的记者小刘为了搜集新闻素材,开始调查食堂饭菜的原料价格。终于,在一个偏僻的深山林区,他发现农民出售鲜芦笋的价格只要0.1元一斤,而一盘烧芦笋在瓷器村食堂里却要卖到10元。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个绝好的新闻素材!经过调查,他发现,农民以0.1元的价格把芦笋出售给本村蔬菜商,蔬菜商以0.2元的价格出售给乡蔬菜站,蔬菜站以0.4元的价格出售给蔬菜商贸公司,蔬菜商贸公司以0.8元的价格发往各地的蔬菜商贸公司;食堂本地的商贸公司以0.8元的价格购进后,以1.6元的价格出售给蔬菜批发站,蔬菜批发站以3.2元的价格出售给食堂;食堂制作烧芦笋这道菜时,还用到了肉和蘑菇,除去肉和蘑菇之后,芦笋折合6.4元。 看着这些数据,小刘有些失望,因为每个环节的毛利率都是50%,食堂环节并不比其他环节的利润更大。而且,食堂还提供了高技术含量的烹饪和配套服务,烧芦笋的利润还要用于补贴廉价饭菜的亏损。小刘又了解到,一个蔬菜推销员,收入相当于一个博士学历的厨师的几倍、十几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食堂应该不是获利最多的环节。最后他还发现,食堂大多数饭菜的加价率没有芦笋这么高,芦笋只是少数特例。小刘不禁发起愁来,这稿子该怎么写呢?广播站站长听了小刘的汇报之后,哈哈大笑:“这很容易写嘛!来,我教你。” 几天以后,题为《天价芦笋,百倍利润》的文章在村广播站播出了:“一斤芦笋的出厂价只要1角钱,但食堂卖给村民的价格却是100角!芦笋的价格暴涨了100倍!这天价的芦笋,简直比黄金还要暴利,比贩毒还要暴利啊!看到如此确凿的铁证,我们终于知道‘吃饭贵’的原因是什么了!食堂本是公益机构,应以‘救饥扶饿’为天职,但如今却成了厨师、服务员、洗菜工们敛财致富的暴利机构,吃饭焉能不贵!” 这正义的声音,从村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出来,传到瓷器村的家家户户。村民们听到这“百倍利润”的芦笋,气得肺都要炸了,恨不能立刻把食堂砸了,把厨师、服务员、洗菜工们碎尸万段。 (十)女工喝水330公斤 2011 年,为了让村民们“明白消费”,村委会规定,食堂必须给顾客打印“收费明细”,要细到每种原料、每项服务。比如说,洗菜所用的水,不能直接摊到菜价中,而必须单独列在“水费”一栏中。菠菜、油菜等绿叶蔬菜,按村委会规定,需要多次浸泡清洗,以便除去农药、化肥,因此用的水比较多,平均每盘菜要用5升水。 村里有个女工,在食堂吃了一个月的饭,每天都要点两盘炒菠菜,因此每天都会用10升左右的洗菜水。再加上炒菜做饭过程中用到的水,每天的“收费明细”上总共会列出11升水。一个月下来,就是330升。 村板报组的组长听说了这件事,赶忙责令板报员小张写一篇文章,报道一下。 小张犯了难,对组长说:“每天用11升水,其中10升是洗菜的,很正常的嘛,有什么可报道的?” 组长启发道:“洗菜用10升水很正常,但如果喝10升水呢?还正常吗?每天总共11升水,听起来不多,但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是330升,就是330公斤!听起来多不多?一个女工的肚子里能装下330公斤水吗?” 小张听完之后,豁然开朗,赶忙跑回去奋笔疾书。不多时,一篇义正词严、文采飞扬的文章诞生了。村头板报刊载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女工在食堂“被喝水”330公斤》。文章写道:某女工,仅仅是想吃一盘炒菠菜,但在最后结帐但时候,却看到收费明细清单上赫然写着“自来水330公斤”!一个女工的肚子里能装下330公斤自来水吗?食堂的乱收费已经到了不顾常识、不知廉耻的地步! 正巧,村里的“老大妈合唱团”正在村头排练红歌。团长张大妈看到板报标题后,都没看正文,就把嘴一撇,评论道:“不用问,肯定是食堂乱收费!”旁边的李大妈、刘大妈、赵大妈、王大妈纷纷附和:“对!肯定是乱收费!” 孙大爷、钱大爷遛早,路过板报墙,看了板报之后,用拐棍指着食堂方向,气呼呼地说道:“食堂太不象话了!人怎么能喝下330公斤自来水?拿我们当傻子呢?我们的眼光可是雪亮的!” (十一)结局 村委会的大楼依然矗立着,村干部的生活依然滋润着。村民们依然自费掏钱吃饭,怨气冲天。食堂职工依然加班加点、累死累活、忍气挨骂。厨艺比较好的厨师,大都辞职改行,或者去别的村子当厨师了。年轻人看到食堂里的工作状况和厨师的社会地位,也都不愿意学厨师专业。食堂里剩下的职工,因为待遇差、身体疲劳、心情憋闷,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因此,食堂的服务水平越来越差,饭菜越来越难吃。由于工作太繁忙、太劳累,后厨和前堂都经常出错,比如把盐当成白糖、把醋当成酱油、把菜上错桌、给顾客算错账。村民们当然因此更加痛恨食堂的厨师和服务员们。 村长的儿子在阿麦瑞克村读书毕业了,把户口留在了阿麦瑞克村。村长和媳妇带着金银细软,投奔儿子去了。跟村长有关系的人,诸如村长的小舅子、表弟、外甥,村长老婆的“相好的”,以及村长老婆的“相好的”的“相好的”,都在村里的历次“民心工程”中发了大财,盖起了别墅,开上了豪车。 村民们依然觉得“吃饭难”“吃饭贵”。每次觉得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就跑到村头的板报墙前面,虔诚地拜读每天晚上准时更新的板报。读完板报,顿时觉得瓷器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村子,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村民。当然,村民们依然不能忘记那个可恨的食堂。在茶余饭后,村民们经常会骂上几句:“他娘的!砸烂这个黑心食堂!打死这群黑心厨师!”
孩子的外科疾病 让孩子远离危险:安全防范及安全教育小儿外科专业涉及小儿的外科性疾病,一般是以年龄为界限和成人外科相区别的,当然,不同医院所定的年龄标准是不同的,比如12或14岁,因为有些先天性疾病会延续到成年期才进行诊治,而成人外科对这些疾病的治疗缺乏经验,所以有些儿童专科医院也会收治较大年龄患儿。从疾病的范围来说,小儿和成人一样,也可以出现感染、创伤、畸形、肿瘤以及血管、结石、内分泌、寄生虫等需要外科治疗的疾病,但是,小儿又不是成人的缩减版,其疾病谱和诊疗手段与成人外科有很大区别。首先是小儿外科常见疾病谱。先天性畸形是一大类。外观上有表现的患儿生后马上就能被确诊,比如多指、无肛门等疾病;也有一些是不能立即被发现的,但往往会有固定的症状和体征,而且很多不经手术处理会反复出现或者逐渐加重,比如肠闭锁的患儿呕吐不能喂养、某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不能缓解的青紫、胆管闭锁的患儿持续黄疸白粪等。随着技术的发展,相当多的疾病可以在胎儿期得到诊断,最多见的是肾积水,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畸形只能在出生后得意诊断。创伤是逐年增多的一类。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使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孩子们所要避免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孩子辐条伤常常限于皮肤皮下组织,但是也可以出现骨折,私家车的增多使得严重的复合伤也在增加,学习轮滑的骨折患儿,住高楼的坠落患儿屡见不鲜,而烧烫伤、电击伤也仍然是很多见。涉及外伤,谈一些意外伤害的防范。小儿的意外伤害原因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防范的,这种防范更多的体现了家长的整体素质和安全素养,并不能指责家长不关心孩子,或者不爱孩子,从感情上来说,那样的家长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意外伤害的产生确实有不少家长的责任。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交通违章,从孩子很小就开始,家长带着孩子乱穿马路、闯红灯、非机动车带孩子并走机动车道,这些现象现在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一旦产生事故,仅仅是普通外伤还算是幸运,付出生病的情况也是不少。虽然说,国家的法律体系尊重生命的权利,在这样的事故处理过程中,更多的让机动车辆承担责任,但是,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作为孩子的家长,并不真正用心的注意自身的安全和孩子的安全,也就是不把自己的生命以及孩子的生命放倒一个重要的位置,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反应了家长的另外一个素质,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现今社会中,违法现象很多情况下反映了对法律法规的无视或者践踏,交通法是国家的法律,家长从孩子很小就应该给孩子灌输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并且要从自身做起,给孩子树立遵法守德的典范,孩子才容易建立起正确的行为规范,成长为有用之才。可以想像,孩子从小就违法,长大了之后,就深切感受到违法也不过如此,基本不用付出什么成本,法律的约束力自然就变的很小,自身涉及违法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违法行动。也有一些导致孩子受伤害的因素来自于另外的无知状态,或者对家长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正确的理解,家长总是有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解脱,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家长喜欢用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带孩子,包括幼儿以及小学生。儿童的天性是活泼的,关注自身安全的能力有限,坐在车子上难免会活动,也甚至有睡着的,导致孩子的肢体进入车辆转动的车轮等,从车辆上坠落等等,都会对孩子产生一些伤害。但是,家长总是有很多理由,比如,孩子不听话、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车等等,理由可以说是一大堆,而从实质上看,不过的推脱自己的责任罢了。涉及生活中的安全问题,还有个心理感受或者意愿取向之类的问题,举例来说,如果彩票中大奖的可能性是1%,大家可能会感觉中大奖的机会很多,很可能会去尝试,但是,如果说在某一个行动计划中产生伤害的可能性也是1%,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么少的机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而选择性忽略了这个危险,这也是大家平时不太注重安全的原因之一。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建立在自己对自身以及周围环境的准确判断基础上,或者说思想上要有安全这根弦。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伤害个案:在城郊的一条比较宽阔的路上,一辆渣土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上是两个人,其中的男孩子已经14岁了,导致了骨盆骨折、下肢骨折、损失了两个睾丸。对于事故的详细情况可以大致的猜测一下,现在的渣土车本身违章的虽然不少,但是,电动自行车的设计能力是不适合带人的,并且没有后视镜,或者有后视镜也没有使用后视镜观察后方路面的习惯,再者,甚至可能进入机动车道等等,都是一些可能。为什么强调这些呢?无论交通事故最终怎么处理,受伤害后身体损失的是非机动车这一方,如果这一方不是很重视自身的安全,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是否会有后悔的心态?广州曾有个很让人无语的例子,一对做废品回收的年轻夫妇,大女儿3岁了,刚上幼儿园,自己跑到了街上,被渣土车碾压死亡,孩子还有一个小弟弟。参见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10/14/content_730427.htm。这种情况下说,是否家长不具有照顾自己孩子的能力?3岁的孩子对自身的安全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长要实施全面的监护,一旦监护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受到各种类型的伤害,包括生活中可以发生的烧伤、烫伤、切割、挤压、坠落、中毒等等。深圳有个4岁的女童自己过马路,也是被泥头车碾压致死,详见http://www.gzbbs.com/thread-132509-1-1.html,这种人间惨剧,我想,家长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小儿恶性肿瘤是另家长和医生很难抉择的一类疾病。孩子的一生才刚刚起航,他们还不知道怎么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恶性肿瘤的出现就可能让他们夭折。治疗还是放弃,很难选择。不过随着科学的进步,能及早发现进行治疗,有相当多的患儿获得了痊愈。感染类疾病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在小儿外科所处理的疾病中所占比重在减少。但是,也容易导致家长的误解,甚至可能延误诊断与治疗,比如阑尾炎,年龄约小的孩子,表现越不典型,家长一般不会考虑自己的孩子身体不好了,会是外科性疾病,而一般是到小儿科(就是小儿内科)就诊,甚至为了方便或者经济的原因在小诊所诊治,从而延误诊断和治疗,导致并发症后遗症增多,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谈谈小儿外科的诊疗特点,也可以说是部分就医指导儿科是个“哑科”,襁褓中的孩子就不必说了,年龄小的孩子有时很难说明自己的不适、受伤的过程、症状的变化等等,而开始上学的孩子又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说谎。所以医生有时候会反复追问病史,反复查体和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甚至需要边观察、边对症治疗同时继续明确诊断,有的时候同一种病情反复发作几次或者就诊了多家医院才得到最终的诊断和治疗,这就需要家长注意对孩子病情的详细观察、与医生的充分交流以及对诊断需要比较长的过程的理解,从就诊策略来说,复杂的疾病需要更长的就诊时间,在门诊量很大,大夫的工作负荷有限的情况下,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就诊,可以考虑更换医院,或者避开门诊就医的就诊方式。外科是手术科室,小儿外科的进步离不开小儿麻醉的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小儿外科的手术大部分是在全麻下进行的,成人局麻下的体表肿物的切除,可能大多数孩子还是要全身麻醉后才能使得手术可以进行。麻醉安全手术才安全,麻醉能进行手术才能进行。现代麻醉是相当安全的,保证了手术的顺利开展。我们的传统医学—中医有悠久的历史,对民众产生了很多影响,对手术、麻醉等等,存在很多误解或者宣传,而大家对这些事情又缺乏理性的思维以及学习的态度,反而很容易接受“开刀伤元气”、“麻醉伤脑子”等等错误的认识,而不理性的去看:现在的中医院也开展大量的手术,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因为麻醉而导致智力下降等问题的病例。很有意思的是,尽管大家对手术、麻醉有那么多的理由抗拒,反而对吸烟(包括被动吸烟)、喝酒等对身体有明显伤害的行为却普遍接受,没有多少抗拒,我个人观点,这种现象,反映了对医学的一种抵触,或者说是有偏见。小儿的生理和病理与成人有区别,使得诊治也与成人有别。比如骨折后可能出现成角和移位,但小儿容许的程度可能要大于成人,因为在发育过程中这些可容忍的畸形可能自我代偿修复;而同样是骨折,如果伤及骨骺则会出现与成人骨折完全不同的后果。再比如新生儿,因为耐受性差,当有手术探查指证时即使没能确诊也应及早治疗以免使得症状加重反而不利于手术治疗。小儿择期手术可以选择合适的年龄进行,但是年龄并不是手术的禁忌。比如常见的腹股沟斜疝一般于半岁手术而脐疝可以2岁以后处理;鞘膜积液可以2岁以后手术而隐睾应当在2岁前治疗;小儿大多数的手术是在2岁之内完成的,而在国外甚至相当一部分手术在新生儿期完成,充分考虑到小儿的发育和心理问题。至于新生儿急症应当立即处理,而肿瘤也是早发现早治疗,不能考虑年龄的大小。很多家长总喜欢用“孩子太小,不能手术”的想法来拒绝手术,不好说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很多情况下,会害了孩子。
The Lancet, Volume 376, Issue 9755, Pages 1823 - 1824, 27 November 2010doi:10.1016/S0140-6736(10)62161-7Cite or Link Using DOIFacing up to the threat in ChinaOriginal TextDanghui Yu a, Tiantian Li bWe would like to offer our thanks to The Lancet for the Editorial depicting the threatened life of Chinese doctors.1 It has become an immediate topic of discussion here. To gain further insight into the attitudes of Chinese doctors, we did a survey on Ding Xiang Yuan, the most popular biomedical website in China with a registered user base of over 2 million. By Oct 2, 2010, 14 577 doctors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including 5710 residents, 5132 attending physicians, 2256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s, and 609 chief physicians.When asked whether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system reforms in China and what their primary concerns were, 67% of doctors said that they were stro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reforms, with 65% choosing safe medical treatments and 53% choosing cure of the patients as their primary concern.When asked abou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d tens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66% said that their hospitals encountered one to three medical disputes per month; 78% blamed it on a lack of government funding to hospitals and 70% accused the public media for negative reports, with 86% of doctors believing that negative reports were used to increase audience ratings. In terms of false media reports, 49% of doctors took them as deliberate, and 37% thought that the media needed qualified scientific gatekeepers for their medical news.Finally, 91% of doctors strongly agreed that China's health-system reforms could not be successful without reform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doctors.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References1 The Lancet. Chinese doctors are under threat. Lancet 2010; 376: 657. Full Text | PDF(70KB) | CrossRef | PubMeda Academic Journa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b Ding Xiang Yuan Biomedical Forum,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The Lancet, Volume 376, Issue 9742, Page 657, 28 August 2010 System change, the theme of the World Cancer Congress in Shenzhen, China, Aug 18—21, was a central message in the opening address by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Health, Chen Zhu, as he described current health-care system reforms in China. At the Congress many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makers and physicians led discussions on frameworks and actions for system change, but there was little participation from local Chinese doctors. To understand why there were so few Chinese delegates in the plenary sessions on system change compared with sessions on patients' care, on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at for many Chinese doctors personal safety is of greater concern. Chinese doctors are often victims of terrible violence. In June this year, a doctor and a nurse were fatally stabbed in Shandong Province by the son of a patient who died of liver cancer 13 years ago, and a paediatrician in Fujian Province was injured after leaping out of a fifth-floor window to escape the angry relatives of a newborn baby who had died under his care. Thus,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at in July police officers were invited to be the vice-presidents of 27 hospitals in Shenyang. With hospitals turned into battlegrounds, being a doctor has become a dangerous job in China. The problem may be largely one of perception. Many Chinese patients believe that doctors and hospitals conspire to increase charges by providing unnecessary examinations, investigations, and treatments. Additionally, some doctors accept red envelopes (a monetary gift in exchange for favourable service) against the rules. Many patients blam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health directly on doctors, claiming that doctors lack devotion and skills. The intellectual ideals of ancient China were “either to be a good prime minister or to be an excellent doctor”, while in modern China doctors and nurses used to be worshipped as “angels in white”. How has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doctors become so eroded? The Chinese media certainl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oking tens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re is disproportionate coverage in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on the internet of how health professionals have cheated patients. Just a few weeks ago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the most popular newspaper in Guangdong) falsely accused a midwife, who had treated haemorrhoids for a patient after childbirth, of stitching the patient's anus closed on purpose. In November, 2009, one of China's most authoritative media outlets, CCTV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reported that the renowned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was carrying out illegal medical practices by allowing medical students to do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as a result a patient had died. Even though the hospital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ade it clear that involving medical students in clinical procedures including surger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licensed doctors is legal, trust in doctors and hospitals was seriously damaged. It is hard to tell whether the misreport resulted from a lack of medical knowledge on the parts of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nd CCTV, or whether it was motivated by a desire for a sensational story. However, the public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ill surely hurt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end. Most hospital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large ones such a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and Hua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are run by the government. Public hospitals in China enjoyed full government funding before 1985. After economic reforms, the hospitals now receive very limit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esult that hospitals must generate income to cover costs. As the main source of hospitals' income is from diagnostics and treatment, there is a financial incentive to over-investigate and over-treat. To minimise inappropriat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assed laws to prevent doctors receiving financial kickbacks from drug companies. Because the standard salary of a doctor is modest, even by Chinese standards, many doctors struggle to balanc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making ends meet in an economically booming China. Such pressures, coupled with a sense of feeling seriously undervalu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s a whole, drive many doctors out of medicine into other jobs. China's health-system reforms cannot be successful without reform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doctors. Chinese doctors should be involved more in shaping health policy, by giving voice to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constructive ideas about the health system.
近来,我们收治了4例因为用药导致的肾、输尿管结石的儿童,均采用保守治疗治愈。这几例都有因为其他疾病(感冒、腹泻等)用药物治疗的病史,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腹痛、血尿等,部分病例存在血尿素氮、肌酐升高等肾功能损害证据。多数双侧肾脏、输尿管同时出现结石。
近日收治一乳糜淋巴管囊肿病例,比较少见。
近日收治一脊髓栓系综合症病人,自幼骶尾部有一凹陷,未引起重视,随孩子年龄增长,左足增长速度比右足慢,两只脚的大小差距越来越大,7岁时才来就诊。经过磁共振检查,确定为脊髓栓系综合症,经过手术,近日痊愈出院。
http://www.zxyy.cn/ftpdata/16/3888/index.aspx6月14日,小儿外科接收一名胸腔闭式引流新生儿,男,23天,黄疸,脐部感染,引流管堵塞,左胸呼吸音低。该患儿因被发现呼吸急促而就诊于外地医院,拍片示大量胸腔积液,当地医院给予胸腔穿刺引流,疗效欠佳,患儿家长很是着急,后经人介绍遂急症转诊于我院小儿外科。入院后小儿外科刘月忠主任考虑患儿为新生儿乳糜胸,并发现患儿同时合并新生儿黄疸、新生儿脐炎。刘主任分析病情后,医嘱先改善患儿一般情况,在治疗新生儿黄疸、新生儿脐炎的同时给予胸腔闭式引流。一周后患儿黄疸与脐炎治愈,遂开始禁食,静脉营养、持续胸腔闭式引流以及多次胸腔内注射沙培林等治疗,经保守治疗后治愈出院,出院后随访,现患儿一般情况良好,胸片无明显异常,患儿家长对治疗非常满意。新生儿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罕见的疾病,但却是新生儿胸腔积液最常见的原因之一。Pisek在1917年首先描述此病。本病是由于胸导管或胸腔内大淋巴管破裂或阻塞导致淋巴液即乳糜在胸腔的异常积聚,并引起严重的呼吸、营养以及免疫障碍的一种疾病。先天性乳糜胸常见发病原因是胸导管闭锁,产伤等。乳糜胸一经发生,将引起一系列的重要病理生理改变。大量乳糜液在胸腔内潴留不但导致呼吸循环功能发生严重紊乱,还会引起代谢、营养和免疫系统功能的严重障碍。蓄积在胸腔内的乳糜液压迫肺使肺活量减少并引起纵隔摆动,患儿出现呼吸短促甚至明显的呼吸窘迫症状。乳糜胸所引起的临床症状一般是逐渐加重的。